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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柏基在近日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资本市场和香港发展的专业人士，赵柏基在本次两会上重点关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金融、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以及智慧养老与银发经济等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柏基
对于香港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赵柏基认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核心在于主动对接、同频共振，在继续巩固“超级联系人”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深化。“希望未来五年能看到一个‘更具前瞻视野、更具创新活力、更深融入大局’的香港。”
此外，围绕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赵柏基认为当前沪港通、深港通机制运行十余年成效显著，但仍有提升空间。他期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突破二次上市纳入壁垒、探索“新股通”试点、优化投资者参与机制，让两地资本流动更加高效顺畅。
聚焦重点领域，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证券时报：您在今年两会上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推动哪些关键问题的解决？
赵柏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金融、民生保障等领域，今年我重点关注四个方向：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金融对外接口、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以及智慧养老体系建设。这些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突破，也有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的着力点。
第一，关于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据确权难、估值难、维权难的问题依然突出，企业手握数据却比较难变现。我希望能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探索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和基于可信数据的融资模式。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数据确权与估值体系的跨境协同，为国家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积累经验、探索路径。
第二，关于绿色金融对外接口。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今年正式落地，碳数据的国际互认已成为关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问题。若无法提供国际认可的碳数据，企业将面临高昂的碳成本，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已迫在眉睫。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体系，我认为可以考虑充分发挥这一独特优势，将香港打造为国家级绿色金融对外接口，既帮助企业化解碳关税压力，也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碳资产的国际化进程，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第三，关于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当前沪港通、深港通机制运行十余年成效显著，但二次上市企业被排除在外、投资者门槛较高、内地投资者无法参与港股IPO等问题仍有提升空间。我认为在监管风险可控及维持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从三方面着力：扩大标的覆盖范围，研究突破二次上市纳入壁垒，为符合国家战略的新经济企业开辟通道；优化投资者参与机制，适度下调门槛并实施精细化分层管理；探索“新股通”试点，允许境内专业投资者参与港股IPO，打通一级与二级市场的完整链条，促进两地资本高效流动，更好服务国家金融战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四，关于智慧养老与银发经济。“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认为一方面要用好技术赋能，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健康监测、应急响应、生活照护等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让养老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另一方面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推动养老服务标准的集成与互认，探索将智慧养老产品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体系，同时通过金融创新为普惠养老设施建设引入长期资本，有效释放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
香港从“融入”迈向“融入+服务”
证券时报：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与国家周期同步的五年规划，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亲自统筹专班推进，您认为这一“主动对接”的转变，对香港在“十五五”时期的角色定位意味着什么？
赵柏基：香港首次制定与国家周期同步的五年规划，这一“主动对接”标志着香港在“十五五”时期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深刻转变——从过去长期的“融入”角色升级为“融入+服务”角色，从“国家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迈向“国家战略的主动谋划者”。
长期以来，香港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受益于国家发展红利，作为“超级联系人”促进中外资本、贸易与信息流通，贡献自身所长。而如今制定五年规划，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仅是国家发展红利的“受益者”和自身优势的“贡献者”，而是通过深度参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主动将自身发展蓝图融入国家战略全局，实现“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在规划层面的精准对接，努力实现从“顺势而为”到“主动谋划”、从“自然衔接”到“深度协同”、从“借势发展”到“主动赋能”的转变，在继续巩固“超级联系人”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深化。
证券时报：您对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有何期许？与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核心方向如何呼应？
赵柏基：我希望未来五年能看到一个“更具前瞻视野、更具创新活力、更深融入大局”的香港。对比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也清晰感受到了中央对港澳部署的深化与升级。我认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核心在于主动对接、同频共振。
首先，在治理模式上，首次编制与国家周期同步的五年规划，意味着香港将确立更系统、更长远的发展蓝图，它将促使特区政府从更高站位去谋划香港的未来，为解决住房、产业发展等深层次矛盾提供更具连贯性的顶层设计。
其次，在经济动能上，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将创新驱动置于核心位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明确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为香港指明了新的发力方向。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科研基础和国际化的金融体系，未来五年应大力推动“金融+创科”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让金融资本精准赋能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前沿科技，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为传统金融、贸易航运注入数字化的“新动能”。“科技创新+金融赋能”，不仅是巩固提升传统优势，更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与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完全同频。
最后，在区域融合上，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应充分发挥“南金融、北创科”等规划格局，率先突破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高效便捷流动，使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服务国家“双循环”格局的关键枢纽——既将国际高端要素“引进来”对接国家所需，也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对接国际资源。这既是国家战略在香港的精准落地，也是香港服务发展大局的应有担当。
从“资金中转站”到“价值放大器”
证券时报：“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您认为在香港“所长”与国家“所需”方面，如何实现更精准的匹配？您认为香港应承担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点”功能？
赵柏基：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且资金自由进出的国际化城市，能够承担制度型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这一核心职能——在一个风险可控的离岸环境中，先行先试内地暂不具备条件的国际规则，并将境外资源有效导入国家发展体系。而“十五五”时期实现香港“所长”与国家“所需”的精准匹配，关键就是在于将这个在金融领域和法治领域的独特优势，深度嵌入到国家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去。
首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流通便利”走向“定价主导”。香港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但“十五五”的重点不应止步于存量循环，而要向价值链高端突破——通过开发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黄金交易及数字货币跨境结算，把流通优势转化为定价话语权，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探索可行路径。
其次，助力内地企业从“产品走出去”迈向“规则接轨国际”。内地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核心痛点是合规与争议解决。香港可依托成熟的普通法制度、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服务人才和刚落地的国际调解院，为企业提供从合同范本、仲裁执行到ESG认证的全链条法治保障，让“中国制造”依托香港国际公认的规则体系，获得更高水平的合规保障与国际市场认可。
证券时报：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应如何通过“金融+”赋能，助力国家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赵柏基：面对国家战略部署的持续升级，香港不能只做简单的“资金中转站”，而是要做“价值放大器”，让进来的资金真正沉淀下来，转化为制度、品牌和定价上的优势，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的实体经济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出力。
第一，放大创新的产业价值。香港要用好其资本市场的独特优势，为内地的硬科技企业提供覆盖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全周期融资支持。目前港交所正持续优化上市制度，为航天、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打通更便捷的上市融资渠道。同时，利用香港市场对风险的判断力，引导那些愿意做长线的资金投向“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让金融的血脉真正流到科技创新里去，把实验室里的突破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第二，放大中国制造的全球溢价。香港作为国际公认的绿色金融中心，已经可以将内地的新能源、光伏、电动车等优势产业，打包成国际投资人认可的绿色债券，碳资产领域也正积极拓展。通过帮助企业对接国际通行的ESG标准和可持续披露规则，获得国际市场准入所需的合规资质与认证。香港还能为企业提供从标准认证、ESG报告编制到碳足迹核算的一整套服务，让“中国制造”不仅质量好，还能因为合规和绿色获得更高的品牌价值。
第三，放大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香港可以借助大宗商品期货、黄金交易和数字货币跨境结算这些抓手，推动人民币从跨境贸易结算货币向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升级。目前香港正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试运行，目标是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和定价中心。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拓展到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对我国产业链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大宗商品，在国际能源和资源的定价体系中真正嵌入“中国因素”，让中国的巨大需求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中国价格”，为国家迈向金融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优化“长期资本”的参与环境
证券时报：2025年港股IPO规模高居全球第一，您认为香港资本市场应如何优化上市制度，能够进一步吸引优质科创企业赴港上市？
赵柏基：港股2025年IPO成绩全球第一，说明现有制度已具备较强竞争力。我认为要进一步吸引优质科创企业，在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考虑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第一，拓宽“新经济”企业的纳入通道。目前部分采用二次上市架构的科技龙头，以及一些暂未盈利但技术领先的硬科技企业（如人工智能），在纳入港股通时仍面临一定门槛。可在现有第18C章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研发投入、专利价值为核心的替代性评估方案，并为治理规范的二次上市中概股提供简化转板机制，让内地资本能更顺畅地参与这些企业的价值成长。
第二，补齐“一级市场”的投资短板。当前内地投资者无法参与港股IPO认购，错失了企业上市初期的投资机会。可借鉴互联互通十年来的成熟经验，研究试点“新股通”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通过专用通道参与港股打新，并配套完善跨境结算和汇率避险工具，逐步打通一级市场投资与二级市场交易的完整链条。
第三，优化“长期资本”的参与环境。现有5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投资者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流动性，可结合市场承受能力研究逐步优化，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并配套更精细化的投资者分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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