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平台官方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前后最后七日全记录

核心提示：在仅仅7天的短暂时光里，北戴河96号楼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众多人士因各自缘由汇聚于此，而最终离去的，唯有林彪、叶群以及林立果三人。

北戴河96号楼

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联峰山莲花石旁，一栋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隐蔽其中，因其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毛泽东居住的别墅为95号），亦名96号楼。

1971年9月12日午夜时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匆忙踏上了前往山海关机场的汽车，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栋青灰色的工字形二层小楼，见证了林彪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1969年，北戴河96号楼落成之际，林彪正处于权势之巅。他畏光、畏风、畏水、畏喧嚣、畏温差骤变、畏人潮汹涌……对许多常人所不畏的事物心生恐惧。故此，当他提出在北戴河的住所需远离喧嚣之地、避开其他高级将领、与海保持距离时，相关部门立即响应，并指派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七工区，在原莲花石公园内的松涛草堂旧址上动工，打造了一座风格独特的私人别墅。

尽管其外观看似普通无奇，但内部构造却显露出精心设计的巧思。为迎合林彪对风的忌惮，96号楼的室内墙壁被设计得异常厚重，木质门窗则坚固耐用。每扇窗户均被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严密遮蔽，确保了室内通风的严密封闭。96号楼的布局与毛家湾颇为相似，林彪居于东侧，叶群则住在西侧，而中间的长廊则是工作人员的办公空间。

林彪卧室内西壁巧妙地布置了四个放映电影用的孔洞，尺寸与高低皆恰到好处。位于一楼转角位置，有一座深达二十余米的室内游泳池，虽然林彪本人畏水，但这座泳池却是为叶群量身定做的。别墅侧畔，一座车库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山地形态建造而成，其隐蔽性极强。车库内设有通往楼内的专用汽车通道，车辆可直接驶入客厅之中。

一般来说，如果夏天在北京没有事的话，林彪会经常去大连或北戴河居住。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愿住在北京，而是经常往返于苏州与北戴河之间。直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九届二中全会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还未作过任何检讨，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

1971年，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林彪又去北戴河避暑，他的得力助手和儿子林立果坐镇北京，不时向他汇报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动向。毛泽东的南巡始于这一年的8月15日，主要目的是向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招呼”。

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强调　“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同时，在与干部的对话中，毛还点了林彪的名，直接批评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一事。

往年毛泽东外出，返程基本上都是在9月底，但1971年的南巡，毛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在他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11个小时后，林彪专机突然从北戴河强行起飞，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九一三事件由此产生。

从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林立果，到9月6日晚间，黄永胜将毛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再到9月12日晚林彪等人慌忙乘飞机逃跑。

在短短的七天光阴里，北戴河96号楼虽表面上显得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暗涌。各色人物因种种缘由汇集于此，唯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选择离场。

初见未来女婿和儿媳

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回忆，9月6日那天，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他不清楚。

叶群随即亲自拨通北京的电话，指示林豆豆火速携带其男友张清林，以及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即刻前往北戴河。她解释道：“随首长一同前往大连居住数日，国庆节后再返回北京。”

1991年合影：林豆豆、张清林、张宁

9月7日，上午11时稍过，林豆豆、张清林、张宁以及负责林豆豆警卫任务的空政保卫部处长杨森一同抵达北戴河。三人被安置在距离96号楼约400米处的一座黄色小楼内，该楼警卫编号为56号楼。林立果所住的57号楼则位于50米开外，坐落在对面的小柏油马路上。

抵达北戴河后不久，林豆豆便被林立果紧急召至57号楼的住处进行私密会面。在此期间，林彪与叶群希望与林豆豆见面，李文普匆匆前往57楼传达这一消息，却遭到了周宇驰在门外的阻拦。直至他告知周宇驰这是首长要见林豆豆，周宇驰方才允许其入内。

遇见张宁与张清林，林彪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当叶群询问他是否满意时，他兴奋地回应道：“非常满意，十分满意！一位出自老红军之家的女儿，一位出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儿子，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而就在这同一时刻，叶群正忙于紧张地筹备叛逃事宜。

9月7日夜晚，大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名参谋如常为叶群授课，原定内容涉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然而，叶群却出人意料地拿起《世界地图集》，对蒙古的各大城市分布以及苏联军队的驻扎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她详细询问了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苏联军队的具体数量。

风暴前夕的团聚

得知南行谈话的消息后，儿子在北京处心积虑，准备拼尽全力一搏，而妻子则在北戴河暗中策划着逃离，唯有林彪本人似乎依然保持着平静无波的生活。

在李文普的回忆中，那是一个寻常的9月8日。96号楼内一片宁静，林彪亦如往常般，并未询问林立果的去向。夜幕降临，林立果从北京来电，告知自己已安全抵达，并要求他向首长汇报此情况。李文普立刻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林彪和叶群，林彪闻言轻轻点头，回应道：“好！”

9月9日，北戴河的96号楼显得格外宁静。海面上，游泳的人们悠然自得，山上则是警卫的严密守卫，而“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如常日般各司其职。”因前一晚彻夜未眠，林豆豆于9月10日午后方才醒来，直至下午2点才起身。醒来后，她便与张清林、张宁一同前往山海关和秦皇岛游玩。张宁为林彪挑选了一只可爱的小鸟作为礼物，而林豆豆则为她父亲挑选了一款精致的机械兵玩具。这款机械兵一旦上足发条，便能模仿扛枪、匍匐前进、瞄准射击等动作。林彪看到后，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叶群立刻示意李文普拿出照相机，捕捉这一温馨时刻。

又是迎接准女婿、准儿媳，又是喜滋滋地摆弄着手中的小礼物，又是合影留念，然而，鲜有人能洞悉林彪内心的真实所思。即便在事后的披露资料中，关于他在那最后的七天里，究竟在卧室内做了些什么，依旧鲜有人能够详知。

上午11时许，叶群指示李文普联系毛家湾，索取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录及全军部队配置情况表，她表示：“首长需要研究战备相关事宜。”同时，她亦轻描淡写地提及了想要前往广州的意愿。对此，李文普并未太过在意，仅回应道：“如今天气如此炎热，去广州有何事？”对此未作进一步追问。

12日清晨，林彪唤李文普整理行囊，预备前往大连。午后，林豆豆忽然对李文普言道，“林立果屡行不轨，意图加害毛主席，他们计划前往广州。若事态不妙，便请首长赴香港避难，切不可让首长乘坐飞机离去。”此言令李文普如遇丈二和尚，心中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边，李文普尚在对林彪究竟是前往大连还是广州的问题感到困扰，而与此同时，叶群携林豆豆与张清林一同走到林彪面前，宣布道：“张清林向豆豆求婚，豆豆也答应了他的求婚，今晚我们便举行一场‘订婚仪式’。”林彪听后欣然拍手，称赞道：“甚好！祝贺你们订婚！”随即，他与叶群、林豆豆和张清林一同留下了合影。

夜幕低垂，叶群对秘书及工作人员下达指示，虽不设宴款待，却需预备烟、酒、糖果、茶等佳品，并额外准备两部影片以供众人消遣。正当众人沉浸在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喜悦之中，欢声笑语回荡在北戴河96号楼，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一场无声的“大地震”正悄然而至。

最后一场电影

起初，林立果的突然现身打破了夜的宁静。夜幕低垂，96号楼的走廊内正放映着一部香港的爱情电影——《甜甜蜜蜜》。林豆豆、张清林，以及“林办”的秘书、警卫员和服务员，都被紧急召集，一同投入了这部电影的观影热潮。约在二十点钟，电影进展至半程，秘书宋德金忽然接到来自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电话。电话那头通报称，一架身份未明的飞机即将降落在机场，并询问“林办”是否对此有所了解。

叶群忙于筹备女儿的订婚盛典，以致忽略了为儿子安排车辆。当得知飞机即将降落的消息，她急忙拨通电话告知李文普，林立果此次前来，正是为了祝贺豆豆的订婚之喜。傍晚九时许，林立果手捧一束鲜艳的鲜花抵达林彪的住所。

在观影的间隙，叶群持续与林彪在房间内进行着深入的交谈。林立果归返后，立刻加入了这场密谈。林豆豆甚至迫使内勤公务员张恒昌与陈占照站在门外窃听。张恒昌回来向她报告：“方才，我在卫生间外，透过门缝隐约捕捉到了两句对话。一句是叶群所言：‘即便去香港也行啊！’另一句则是林立果所说：‘现在这个关头，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吗？’”

面对形势的紧迫，林豆豆立刻召集李文普与刘吉纯商议对策，同时，她也向当时驻守北戴河、负责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以及该部队二大队队长姜作寿进行了紧急汇报。

得知此事后，周恩来迅速向山海关机场发布指令，责令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返回北戴河。他强调，该飞机唯有在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令的情况下方可起飞。鉴于李作鹏与林彪之间特殊的关联，他巧妙地修改了周恩来的命令，从而确保了林彪得以逃脱。

紧接着，周恩来拨通了电话，表达慰问。在9月12日的深夜11点半，他亲自向叶群询问林彪的健康状况。在提及北戴河是否设有专机时，叶群起初予以否认，稍作停顿后，她改口告诉周恩来：“确实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乘坐抵达的。是他父亲建议，若明天的天气适宜，他打算乘坐飞机空中游览一番。”

周通过电话询问叶群：“是否需要改道至他处？”叶群回应道：“原本计划前往大连，但此地气温较低。”周提醒道：“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

叶答道：“今宵不宜启航，待明日晨曦或午前，天气转晴时再行起飞。”在电话即将结束之际，周恩来不忘提醒他们，起飞前务必掌握气象信息。同时，他亦表示，如有需要，他本人将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必经8341部队至机场

挂断电话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在11点40分。叶群随即唤来李文普，命他站在林彪卧室门外。

稍待片刻，她先行步入室内与林彪交谈数语，随后才示意李文普入内。李文普回忆道，“那时，林彪已从床上起身，身着整齐。林彪对我说：‘今夜无论如何难以入眠，你即刻准备，我们即刻出发。’”

约莫在23点50分，当事人陈占照回忆道：“林立果、叶群以及刘沛丰一同步入林彪的私人客厅。不久后，叶群与林立果相继离场。林彪再次拉响铃铛，催促我即刻启程夜航前往大连，无需休息，携带物品亦不必过多，以备所需即可。计划在大连停留一周后返京，届时将与家人共度国庆佳节。此刻，刘沛丰静静地站在客厅门口，默然不语。我还注意到沙发上摆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

夜幕降临，96号楼内人声鼎沸，众多目击者见证了这一幕。随着红旗防弹专车的缓缓驶来，林彪、叶群、林立果依次登车。依照惯例，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落座于前排，其后依次是林立果、刘沛丰、叶群以及林彪本人。

刘吉纯匆匆抵达96号楼前，却见林彪的座驾已驶离。他与宋秘书、李秘书及小张迅速登上“伏尔加”轿车，直驱山海关机场。与此同时，8341部队的姜作寿大队长接到来自北京的紧急指令，下令警卫部队即刻进入战备状态，务必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离开北戴河。

96号楼坐落于半山腰，仅有一条通往南方的道路。若需下行，林彪的车辆将依次驶过林豆豆所居的57号楼与林立果的56号楼，随后便到达8341部队的58号楼。在马路中央，东西两侧分布着55号、56号等楼群，这些楼群是警卫部队的住所。

因此，姜作寿做出指示：“于55号与56号楼之间设立一个分队，并在沿街向南约200米处增设另一分队。队员们沿大道排列，构筑起两道‘人墙式’的警戒线，旨在拦截林彪的车辆，遏制其外出。其余警卫战士则全部退守楼内，室内灯光熄灭，但未解衣就寝，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待命应对战斗。”

吕学文回忆道：“当时，警卫人员目睹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林彪的秘书兼警卫队长李文普，自96号楼步出，登上汽车。紧接着，司机杨振刚操控方向盘，将车辆驶向通往南方的道路。”

此刻，来自某处的警卫战士纷纷高声呼喊：“车辆已至，速速拦截！”我正站在第一道防线，十余名战士挥动手势，同时大声呼喊：“停车，请停车！”然而，那辆汽车并未减速，反而频频鸣笛，加速油门，径直冲向了“人墙”。事后方知，那时叶群在车内向杨振刚下达了指令，她厉声说道：“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意图加害首长，快冲过去！”

中队长肖启明驻守在第二道防线，位于大道的东侧。目睹汽车势不可挡地冲破第一道防线，直奔而来，面对战士们急切的呼喊“停车”却徒劳无功，他为了保护首长安全，果断横向射击，瞄准司机开火，意图以击毙司机的手段迫使车辆停下。然而，那是一辆防弹车，子弹无法穿透，汽车随即又冲破了第二道防线。

撞断铁道栏杆

车外，警卫战士们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击，纷纷散落各处；车内，据李文普事后回忆，当林彪询问林立果关于前往伊尔库茨克的路程与飞行时间时，李文普立刻意识到此次行动竟然是逃亡之举，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下车。

行驶了七八十米后，吕学文的视野中骤然映入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红旗专车猛地来个紧急制动，车上的李文普随即跃出车外，快步向后跑去，似乎还高声呼喊了几句。紧接着，车上另一个人（后来方知是林立果）举枪向他射击，连发数弹，李文普随即应声倒地。

我们护卫人员疾步追赶，却未料汽车犹如闪电一般逃离了北戴河，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吕学文身处吉姆车内，全力追击林彪的座驾。驶出北戴河的小街后，汽车沿北方向急速前行。当驶过海边的大桥时，他们捕捉到了林彪汽车的一角，驾驶员随即加力踩下油门。然而，林彪的座驾非同小可，吉姆车与红旗车始终保持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待他们接近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路道口，值班室已降下道闸，将南北通道封锁，预示着一列东西向的列车即将通行。此刻，林彪乘坐的车辆恐怕被后车追及，凭借着车辆独特的结构，猛然加力，撞开了道闸，疾驰向机场。

抵达铁道口的那一刻，一辆运送油罐的火车轰鸣着自东向西驶过，其庞大的身躯在夜色中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的车灯所及之处，尘土飞扬，能见度极低。我环顾四周，瞥了一眼手表，指针恰巧指向了13日凌晨的零点十三分。而当我们车辆抵达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恰好腾空而起。此时，时间大约在零点三十分上下。（摘自吕学文《我是林彪出逃的拦截者和追击者》）

自北戴河96号楼启程，已逾两个时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毅然升空，自此再无音讯。至于林彪是否存有逃离之念，他究竟前往大连、广州、苏联还是蒙古，这些疑问亦随坠落的残骸一同，归于沉寂，无迹可寻。

亲历“九一三”：

我曾令用油料车阻林彪专机起飞。

佟玉春口述，舒云整理。

佟玉春，山海关场站参谋长

一

1971年9月12日18时30分，山海关机场值班调度员李万香紧急上报：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已抵达。作为场站参谋长，我负责确保专机的安全，便即刻赶往现场进行指挥。然而，专机却迟迟未至。直至20时10分，方得知专机即将抵达。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缓缓降落在山海关机场。我依照惯例，前往专机旁迎接。首长出入飞机，机场领导自当负责接送。我目睹林彪之子林立果步出机舱，其后紧随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后悉知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频繁往返，我们已是老相识。他与我简短寒暄后，便准备乘车离去。

我突然察觉到北戴河并未派遣车辆来接我们。这真令人困惑！中直机关为何未安排车辆？我立刻指示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取得联系。林立果显得非常焦虑，仿佛有急迫之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北戴河的车辆，便向我提出请求。记得1969年我们场站成立之初，上级曾分配给我们6辆崭新的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所有机场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配置。

一辆吉普车迅速驶来，林立果示意司机下车，随即他自行坐上了驾驶座。刘沛丰随即登车，林立果迅速启动车辆，疾驰而去。我留意到林立果误入了歧途。夜幕降临，加之他对机场的道路不甚熟悉，竟误入了一处修理飞机的机库。

我立即驱车前往现场，目睹林立果的车辆与车库门发生碰撞，引擎熄火。他试图掉头，却屡试不爽。随后，我迅速调度了一辆吉普车，林立果未多言，换车后，与刘沛丰一同迅速离去。

我愈发感到不安，从山海关机场至北戴河相距四十余公里，路况不佳，白天车辆稀少，夜间更是车迹难寻。若是林立果的车辆途中抛锚，前无村落，后无市镇，他将陷入无助的境地。于是，我与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议：既然他驾驶的是我们机场的车辆，为防万一，我决定亲自上路一探究竟。

在潘站长与史政委的许可下，我额外调派了一辆吉普车，沿着道路一路追寻至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前，却依然未见那辆吉普车的踪影。至此，我才放下心来，返回山海关机场。直至“九一三”事件爆发，我才得知林立果在接近秦皇岛的途中，曾遭遇北戴河派来接应的轿车。他舍弃了吉普车，改乘轿车返回北戴河，而那辆吉普车则由接应的司机驾驶返回。

我抵达山海关机场的时间已近晚上十点。鉴于专机恰在此处停靠，潘浩与史岳龙依旧坚守在李海彬的调度室内，这位平房的主人正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夏日，空军专机师都会派遣调度室主任莅临山海关，以确保现场指挥的稳定。这间简朴的平房不仅是李海彬的调度中心，同时也是他的居所。每当专机抵达山海关机场，李海彬便会通知我们场站的调度室，以便进行相应的指挥协调。

我询问了具体情况，潘浩告知，专机将于次日清晨7时起飞。自1970年引进三叉戟以来，我们山海关机场虽曾接待过此机型，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从未有过在此过夜的经历。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机场的宿舍，时间已指向了深夜的22点之余。心中不禁纳闷，北戴河方面为何没有派遣任何人前来迎接林立果？而他脸上的紧张神色，仿佛预示着即将发生的重大变故。虽然我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但内心深处总期盼着山海关机场能够平安无事。身为参谋长，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此，在入睡时，我并未脱去衣物。

约莫在晚上11点30分，居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响了房门，催促我立刻前往他家中。史政委告知我，李万香曾致电潘站长，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接连两次拨通电话。首通电话，李作鹏询问当日下午是否有飞机抵达山海关机场，以及具体抵达时间。潘站长并未对此事给予重视，遂将信息告知了他。约莫十多分钟后，李作鹏再次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型号。潘站长感到焦虑难耐，于是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史政委。

此刻，潘站长亦抵达了史政委的居所，我们三人皆视此事为重大之举。

我心中始终忐忑不安，坚信有必要即刻将这一状况上报给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他们也认同我的看法。潘浩在电话中向师长张兆发紧急汇报，表示事态紧急，要求师部立刻派遣人员前来。然而，师部驻扎于辽宁锦西，须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方能抵达，在这期间，我们仍需自行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三人深夜紧急赶往机场，途中还将副站长赵雅辉唤醒，向他说明了情况。随后，我们四人迅速赶至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汇报称，在0点6分，李作鹏政委再次来电，强调飞机起飞必须遵从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以及他本人的指示，即便其他人员同意，亦不得擅自起飞。

李作鹏语气坚决，追问：“究竟是谁下令，要求上报？”我心中不禁一震，这似乎预示着即将发生重大变故。值班员李万香亦紧急报告称，李海彬已接连预订了两辆油罐车进行加油。

二

情况紧急，确保专机安全乃当务之急。我向潘站长建议，是否应立即与李作鹏政委进行直接沟通？抵达指挥所后，我将利用保密通讯设备拨打海军总机，随后将电话转交给潘浩，由他直接与李作鹏政委进行对话。

李作鹏再次复述了电话中的指示。我向潘浩提醒道，当前飞机正处于加油阶段，若飞机强行起飞将如何应对？李作鹏似乎也未曾预料到这一状况，稍作犹豫后，他回应称若需强行起飞，应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潘浩随后询问，是否需要通知林彪专机的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这样做是恰当的。

站长潘浩与副站长赵雅辉前往告知潘景寅，不料却发现他并未在房间内。事后他们方才得知，潘景寅当时正身处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若当时他们能至调度室一探究竟，或许便能成功通知到潘景寅；然而，即便如此，潘景寅是否真的会听取通知，则又是另一码事。

13日凌晨0点15分，我步履匆匆赶往停机坪。当距离林彪的专机尚余不足百米时，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犹如闪电般驶入机场，并迅速停在了距专机不远的位置，时间定格在0点22分。

我急忙朝着专机方向奔跑，只见林立果与刘沛丰率先走出车门，紧接着林彪与叶群也陆续下车。叶群高声呼喊：“有人意图加害林副主席，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她奔至油车旁，声嘶力竭地喊道：“赶紧把油车驶离现场！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匆忙下车，声音急促地喊道：“快，快，快！飞机即将起飞，务必迅速启动！”我目睹了林彪一行人并未等待梯子车抵达，而是径直沿着驾驶舱旁工作人员的小梯子攀爬而上。率先登上的是刘沛丰，紧接着是叶群，林彪则紧随其后，迅速登上了飞机。

此刻，一辆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七八名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步出车外。他们面无表情，仅是愣愣地注视着林彪等人登机。

林立果匆匆走向专用飞机旁，拿起那里的固定电话。正当林彪步下专机，人们方才得知，此人竟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一声令下，三名机械师立刻振奋精神。其中，李平和张延奎两位机械师迅速攀爬至飞机右翼，开始加油作业。而在机舱内，特设师邰起良正忙于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目睹了林彪的到来，却发现两位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尚未抵达。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飞机，给李海彬拨去了电话。

我当机立断地挡住了邰起良的去路，严肃地告诉他：“未经周总理的批准，这架专机绝不允许起飞！”邰起良对我投来一抹疑惑的目光，却并未多言。林立果随后将邰起良推上了飞机。邰起良显得有些踌躇，屡次回首，目光中流露出依依不舍。最后，林立果也步入了机舱。

情况显得尤为紧迫。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明确表态，周总理不允许这架专机起飞。我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派遣两辆油车以阻拦专机的起飞。我指令油料科长王学高与油料排长王敬之分别驾驶一辆油车，驶至滑行道出口前方50米的位置，坚决封锁道路，确保专机无法起飞。

往后，每当有人好奇地询问我何以敢拦下林彪的飞机，我总是这样回答：周总理下令不得起飞，无论何人指令，飞机都不得升空，我有绝对的信心！林彪此番登机，仿佛是在逃难。塔台既未调度放行，亦无领航与通信的保障，情形异常至极！

遗憾的是，我所安排的两辆油罐车仅有一辆勉强完成部署。若两车均能到位，无疑将彻底封锁林彪的专机，使其既无法前进，亦无法后退。而那庞大的三叉戟专机，亦无法转身将这两辆油罐车驱逐。我立即下令机场警卫连紧急集结，却不幸疏忽，未携带任何枪械。我急忙奔向外场值班室，取回了枪支与仅有的三发子弹。

此刻，林彪的专机引擎轰鸣启动。跑道上的灯光尚未点亮，唯有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孤零零地闪烁，而警卫连的队伍尚未抵达。我朝天连发三枪，以此急促地催促警卫连火速到来。李万香闻声迅速关闭了停机坪的照明，山海关机场随即陷入一片漆黑。

三

此刻，林彪的专机已启动了三台发动机，轰鸣声震耳欲聋。由于机头灯的照耀，我清晰地目睹了飞机急速穿梭的景象。或许是飞行员潘景寅过于焦急，导致飞机径直冲向跑道边的一堆巨石。

这些石块是跑道维修工程中遗留的，尚未及移除。潘景寅驾驶的飞机强行拐了一个90°的大弯，导致专机不得不提前转向，一个轮子不幸陷入跑道边缘的豆田中。9月12日，白天的山海关突降大雨，豆田里泥泞不堪。我急忙乘坐一辆油车追赶，然而在我抵达之前，林彪的专机已加速至极限，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从东向西猛冲进跑道。

尽管专机已消失于视线之外，我仍坚信它尚未升空，目光不禁转向了西边的秦皇岛方向。就在此刻，负责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乘车抵达，告知我飞机已然远去。

我与姜作寿同行，一同前往查看那辆尚未完全到位的油罐车。王学高所带领的油罐车并未遵照我的指令驶至预定地点。他显得有些畏惧，声称需下车一探究竟，于是便踏下了车。那名司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同样未执行我的命令，车辆停留在半途。王敬之见油料科长的车辆掉队，便找了个借口也跟随下车，离开了油罐车。此时，油罐车上仅剩一名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他虽将油罐车驶至指定位置，却并未熄火。

林彪的专机临近，空中传来急促的呼喊声：“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惊慌失措，急忙将车辆驶向路边。然而，专机的右翼还是不慎刮擦到油车顶部的铁盖，致使铁盖上的木棍弯曲变形，同时飞机上也因此损失了不少部件。一个月后，豆子收割完毕，村民们前往田间拾取草料时，发现了飞机的铝制部件、灯罩等遗物，并将它们交给了我们。我们随即将这些物品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中央专案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接收了这些物品。

我与姜作寿一同抵达了调度室。随即，我指示李万香通知邻近雷达站开启设备，以便监视飞机的动向。林彪的专机先是向西方飞行，随后改变航向，驶向赤峰地区，很快便消失在雷达的视线之外。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林彪的专机已越过国境。翌日清晨，海航某师的师长张兆发以及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相继到来。

在9月13日的下午两点之前，姜作寿向我紧急来电，告知林彪的专机不幸坠毁，但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随后，我们八位当事人，包括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本人、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以及另一位司机（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名字），均被召集至沈阳军区，分别撰写了各自的情况说明。事毕，我们便返回机场继续工作，王学高和王敬之亦未受到任何处分。